【長短經（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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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2】

【譯文】

 

趙子（作者自稱）說：在風雷激蕩，天下未定之時，在哪位帝王屬下，就為哪位元帝王服務，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各為自己的君主服務效力，這乃是作臣子的職責、本分。

 

所以漢高祖劉邦能夠赦免原為項羽部將的季布事敵之罪，晉文公重耳能夠原諒寺人披的過錯，儘管過去遭受過他們的困辱，也不怨他們。

 

這可以說。

 

他們都是明白這個大道理的人。

 

過去，晉文公重耳剛剛從晉國逃出來，他父親晉獻公命令宦官寺人披前往蒲城攻擊他，結果斬去重耳的一隻衣油。

 

待到重耳結束流亡生活，返回晉國成為晉國國王的時候，郤芮、呂甥等晉惠公的舊臣，怕重耳報復他們，謀劃焚毀重耳居住的宮室來除掉重耳。

 

寺人披得知這一陰謀後，請求重耳接見他。

 

晉文公派人斥責他說：“蒲城那一戰，獻公命令你一夜之後趕到，你當即便到了。

 

這之後，我和狄國的國君在渭水邊打獵，你為惠公來殺我，惠公命令你三夜之後趕到，你第二夜就趕到了。

 

雖然有國君的命令，可是你為什麼那麼急迫地要殺我呢”？

 

寺人披回答說：“我原以為，你這次返國，對如何做國君的道理該明白了。

 

如果還未弄明白如何做國君，就仍會遇到危險。

 

執行國君的命令，是不能懷有二心的，這是上古流傳下來的法則。

 

除掉國君所痛恨仇視的人，只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至於對方是蒲城人還是狄國人，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如今，你登上了國君的寶座了，難道就沒有所痛恨仇視的人了嗎？

 

齊桓公把管仲曾為公子糾效力而射中他衣帶鉤的仇恨都能放置一邊，不再提起，反而任用管仲為相國，如果你改變齊桓公的作法，又何勞你派人責駡呢？

 

要逃走的人太多了，豈止我這刑餘之小臣呢”？

 

[做為一國之君卻記恨臣民，懼怕被迫害的人就太多了]。

 

晉文公便接見了他，寺人披把郤芮、呂甥即將發難的事告訴晉文公，才使他免於受謀害。

 

[韓非子說：“齊、晉二國後來都被異姓之臣所取代不是當然之事嗎？

 

齊桓公能重用管仲的才能而把他射中自己帶鉤的仇恨放置一邊；晉文公能聽信寺人披的話而不再追究斬去自己衣袖的罪過，這是桓公、文公有能寬容管仲和寺人披的度量和才略。

 

後世的君主，英明不及桓公、文公，後世的臣子，忠誠、才能不及管仲和寺人披。

 

以不忠之臣來侍奉平庸的君主，主不知臣不忠，就會有田常弑齊簡公，子罕弑宋君那樣的劫難；假如知道他們不忠，他們就會用管仲、寺人披為先例為自己辯解，而國君一定不會殺他們而自認為有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品德和才能。

 

這就是以仇人為臣子的君主有齊桓公和晉文公。

 

而後世不及齊桓公、晉文公英明的君主，卻要效法這樣的國君，讓仇敵做其臣子不但不以為自己愚蠢，反而以為自己很明察，最終導致滅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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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3】

【經文】

 

弛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

 

二人爭寵，儀惡軫于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交也。

 

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軫為楚厚而為秦薄也。

 

軫欲去秦之楚，王何不聽之”？

 

王乃召軫而問之。

 

軫曰：“臣願之楚。

 

臣出必故之楚，以明臣為楚與否也。

 

昔楚有兩妻者，王聞之乎”？

 

王曰：“弗聞”。

 

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複挑之。

 

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為挑者曰：‘為汝娶少者乎？

 

娶長者乎？’

 

挑者曰：‘娶長者。’

 

客曰：‘長者罵汝，少者複挑汝。

 

汝何故娶長者？’

 

挑者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

 

為我之妻，則越其罵人。’

 

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

 

使軫為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

 

何故之楚？

 

臣出故必之楚，足以明臣為楚與否也”。

 

軫出，儀入問王曰：“果欲之楚否”？

 

王曰：“然”。

 

儀曰：“軫不為楚，楚王何為欲之”？

 

王複以儀言謂軫，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矣”。

 

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盡知之矣。

 

子胥忠於君而天下皆爭以為臣，曾參、孝已愛於親，而天下皆惡欲以為子。

 

故賣僕妾不出閭巷售者，良僕妾也。

 

出婦嫁於鄉曲者，必善婦也。

 

今軫若不忠於君，楚亦何以為臣乎？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將何歸乎”？

 

王以其言為然，遂厚待之。

 

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

 

[張儀初惡陳軫于惠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

 

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譯者按，應是惠王之誤），魏王甚信之，公雖不說，猶不聽也。

 

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質，而得複楚”。

 

軫曰：“善”。

 

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王，楚王喜，欲複之，軫乃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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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4】

【譯文】

 

陳軫和張儀共同侍奉秦惠王，秦惠王對兩個人都很重用。

 

二人因為在秦惠王面前爭寵，張儀便在惠王面前說陳軫的壞話：“陳軫帶著重金，駕著輕車，往來出使秦楚兩國之間，本為秦楚兩國的友好關係。

 

而如今，楚國對秦並不友好，而對陳軫個人卻很友好，這說明陳軫為楚國的利益考慮的多而為秦國利益考慮的少啊！陳軫打算離開秦國前往楚國，你何以不隨他去呢”？

 

秦惠王於是召見陳軫，詢問他是否要離開秦國，前往楚國，陳軫說：“我願意到楚國去。

 

我離開秦國一定去楚國，是為表明我是不是私下投靠了楚國。

 

過去楚國有一個人娶了兩個妻子，你聽過他的故事嗎”？

 

秦惠王說：“沒聽說過”。

 

陳軫說：“楚國有人娶了兩個妻子，有個人去勾引那位年紀較大的，結果被罵了一頓。

 

又去勾引那個年紀小的，她也反過來勾引他。

 

過了不久，那個做丈夫的死了，有人問曾引逗過他妻子的人：‘要是讓你挑選其中一個的話，你要娶哪一位呢？’

 

那人說：‘要年歲較大的。’

 

問話的人有些不解：‘大老婆不是罵過你，小老婆不是勾引過你嗎？

 

為何反而要娶罵你的呢？’

 

那人回答說：‘如果作為一個外人，我當然希望她來勾引我；但要作我的妻子，我就希望她能拒絕並責駡其他挑逗她的人。’

 

楚王是明君，昭陽是賢相。

 

假如我作為秦的臣子卻經常把秦國的機密情報交給楚國，楚王將不會收留我，昭陽也不會任用我為屬官。

 

我又何必前往楚國呢”？

 

陳轉出去後，張儀進來了，問秦惠王說：“陳軫是不是真的要往楚國了”？

 

秦惠王說：“是這樣”。

 

張儀說：“如果陳軫沒有為楚國效力，楚王憑什麼想接納他呢”？

 

秦惠王便又把張儀的話對陳軫講了，陳軫說：“是這樣的”。

 

秦惠王說：“那麼張儀說的話都是可信的了”。

 

陳軫說：“不僅僅是張儀明白，隨便從路上拉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伍子胥忠於君主，天下的所有君主都爭著接納他為自己的臣子；曾參、孝已都是孝子，都很愛自己的雙親，而天下所有當父母的，都願意有曾參、孝己那樣的兒子。

 

所以，假如要賣婢妾，沒有出胡同就賣出去了，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婢妾。

 

被休棄的媳婦如果又嫁給了本鄉本土的人家，那一定是個好媳婦。

 

如今我假如對秦國國君不忠，楚王又怎麼會把我當作忠實的臣子呢？

 

忠心耿耿反而被拋棄不用，我不往楚國又該到哪裡去找歸宿呢”？

 

秦惠王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於是重新厚待陳軫。

 

但最終秦惠王還是任命張儀為相。

 

陳軫便投奔了楚國。

 

[張儀最初向秦惠王說陳軫的壞話時說：“陳軫還是對楚國好，為楚國請求土地非常賣力”。

 

左爽對陳軫說：“張儀與惠王關係好，惠王非常信任他。

 

你雖然不願聽，我還是要奉勸你，可以把張儀的話作為證明，從而使你能重新回到楚國去”。

 

陳軫說：“好吧”。

 

便派人將張儀的話捎給楚王，楚王很高興，願意重新接納陳軫。

 

於是陳軫便逃往楚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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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5】

【經文】

 

韓信初為齊王時，蒯通說信，使三分天下，信不聽。

 

後知漢畏其能，乃與豨謀反。

 

事泄，呂太后以計擒之。

 

方斬，曰：“吾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

 

豈非天哉！”[漢高祖自將，伐陳豨于钜鹿，信稱疾不從，欲於中起。

 

信舍人得罪於信，信欲殺之。

 

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于呂後，呂後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肖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

 

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也]。

 

高祖歸，乃詔齊捕通。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耶”？

 

曰：“然。

 

臣固教之。

 

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夷之乎”？

 

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也”。

 

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

 

對曰：“秦之綱弛而維絕，山東大憂，異姓並起，英俊烏聚。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蹠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固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也。

 

[豹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

 

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豹勃，曰：“安得罪于先生？

 

故常見譽於朝”。

 

豹勃曰：“蹠之犬吠堯，非貴蹠而賤堯也，犬固吠非其人也。

 

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固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矣”。

 

任之于王。

 

後田單得免九子之讒，豹勃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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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6】

【譯文】

 

韓信最初被封為齊王時，蒯通勸說他與西楚項羽、漢王劉邦三分天下。

 

韓信不聽蒯通勸告。

 

後來聽說漢王劉邦畏懼他的才能，於是便與陳稀合謀叛亂。

 

事不機密，洩露了出去，呂後用計謀擒住了韓信，將斬之際，韓信歎道：“我後悔不聽蒯通的話，才被小人女子所欺騙，這難道不是大意嗎”？

 

[高祖劉邦親自率領大軍往钜鹿討伐陳豨，韓信假稱有病，沒有隨同前往，打算從中起事。

 

韓信的侍從得罪了韓信，韓信要殺他，侍從之弟上書朝廷，將韓信要發動叛亂的情形告訴呂後。

 

呂後打算宣召韓信進宮，但又怕韓信的黨羽不肯就範。

 

於是與相國肖何商議，假稱有使者從高祖那裡回來說陳稀已經被殺，列侯和群臣都前往朝廷祝賀。

 

丞相肖何欺騙韓信說：“儘管你身體不好，還是勉為其難，好歹走一遭，去祝賀為好”。

 

入宮之後，呂後命武士把韓信綁起來殺了]。

 

高祖回到朝廷後，下令齊國逮捕蒯通。

 

蒯通被押到長安後，高祖說：“是你教唆韓信謀反嗎”？

 

蒯通回答說：“是的！我本來是那樣教導他的，只是這小子不用我的計策，才使他自己落到夷滅下場。

 

如果他聽我的計畫，你怎麼能夷滅他呢！”高祖大怒說：“煮了他！”蒯通說：“唉呀，煮我是冤枉的啊！”高祖說：“你教唆韓信謀反，還冤枉什麼”？

 

蒯通回答說：“秦朝崩潰了，華山以東大亂，各家同時而起，英雄豪傑就象烏鴉聚集時那麼多。

 

就象秦國走失了一頭鹿，天下的人都去追趕，只有身材高大，跑得快的人先捉到它。

 

盜蹠的狗朝著堯狂吠，並不是堯不仁的緣故，只是因為堯不是它的主人罷了。

 

我為韓信出謀劃策之時，只知道有韓信，並不知道有你。

 

再者說，天下手持鋒利的武器，打算做你所做的事的人太多了，只是力量達不到罷了，你能把他們全都煮了嗎”？

 

高祖說：“放了他吧”。

 

於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行。

 

[戰國後期齊國的豹勃說田單的壞話：“安平君（田單封號）是個小人”。

 

田單聽到後，置辦了酒席，請豹勃，說：“我什麼地方得罪了先生呢？

 

我還常常在朝廷上稱譽你啊”。

 

豹勃說：“盜蹠的狗朝著堯大聲嚎叫，並不是認為盜蹠尊貴而堯卑賤，狗只是朝不是他主人的人狂叫罷了。

 

假如這裡有兩個人，一個叫公孫子，是個品質不錯的人，另一個叫徐子，是個品質惡劣的人，但如果讓他們兩人打架爭鬥，徐子的狗必然要撲向公孫子，咬他的腿肚子。

 

如果你能去掉惡劣的品質，或為賢明之人，那麼賢明人的狗怎麼還會撲向賢明的人，咬他的腿肚子呢”？

 

安平君田單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於是向齊王推薦豹勃，豹勃得以被任用為官。

 

後來田單免於九子之禍，豹勃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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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7】

【經文】

 

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欲自殺。

 

公孫■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

 

公孫■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難也。

 

雖墜言于吳，非其正計也。

 

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

 

《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向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吳必先曆齊，軍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縱結而無隙矣。

 

令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眾，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抵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

 

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

 

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

 

臣竊料之，能曆西山，經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維之”。

 

孝王大說，壽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徒封子淄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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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8】

【譯文】

 

當初，漢朝時的吳王劉濞，與七國共謀叛亂，待到內幕被揭發出來後，濟北王打算自殺。

 

大夫公孫■對濟北王說：“請你允許我替你去遊說梁王，請梁王向皇帝陳述我們的隱衷。

 

假如梁王不答應，再自殺也不遲”。

 

於是公孫■便去求見梁王，說：“濟北這個地方，東邊挨著強大的齊國，南邊連著吳、越諸國，北邊受燕、趙等大國脅迫，這是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其勢根本不能夠自守，力量也難以抵禦強敵，又沒有奇謀之士為輔佐來準備對付吳楚七國的發難。

 

儘管曾對吳王說了不該說的話，但那不是濟北王真正的意圖。

 

過去鄭國的祭仲被宋國逼迫，答應立宋女所生的公子突為國君，目的是保護鄭昭公的生命。

 

儘管這種作法不合臣子之義，但是《春秋》一書還是把他記載下來，就是因為這樣做使鄭昭公保全了性命，使鄭國沒有滅亡。

 

假如當初濟北王露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明確表示不服從吳王劉槐的意思，那麼吳王必定會途徑齊國，將大軍屯在濟北，招燕、趙兩國的軍隊歸他統一指揮。

 

這樣一來，華山以東各諸候國的合縱聯盟便會結成，而且無隙可擊了。

 

而如今吳、楚二王指揮七國諸候的軍隊，驅趕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向西進攻與皇帝爭奪天下，濟北國則拼死堅守不降，使吳兵失去援助，只能緩慢的單獨進兵，最終土崩瓦解，遭到無可挽回的失敗，未必不是濟北王的貢獻。

 

當初，如果以微不足道的濟北小國挺身而出與吳楚七國諸侯爭強鬥勝，那是用羊羔和牛犢般的弱力，去對抗猛虎和豺狼般兇狠的敵人啊。

 

濟北王已經做到了守職不失，可以稱得上是忠誠不二了。

 

有這樣的功勞和忠義，尚且被皇上所猜疑，只能縮著肩膀，低著腦袋，疊著雙腳，撫弄著衣襟，畏畏縮縮等著處分，那就會後悔原先為什麼不與吳越結盟，以求一逞了。

 

這對國家是沒有益處的，而且我怕其它做為國家屏藩之臣的諸候王們也會懷疑自己守職不失是否也會受到猜疑而起二心。

 

我私下忖度，能夠路過首陽山，到達長安，通過太后而向皇帝慷慨激昂發表公正議論的人，只有大王你了。

 

對上有保全天下、免於亡國之功，對下有使百姓安居樂業的好名聲，你的恩德將使人刻骨銘心，永遠不能忘記。

 

希望大王你把這事放在心裡，仔細想一想”。

 

梁孝王非常高興，派人騎上快馬赴長安報告給皇帝，濟北王才得以不被牽連治罪，改封為淄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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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9】

【經文】

 

陳琳典袁紹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

 

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

 

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于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

 

唯欲效計其主，助福一時。

 

故蹠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以吠堯也。

 

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棄愚於愛前。

 

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

 

唯明公裁之”。

 

太祖曰：“善！”厚待之。

 

由是觀之，是知晉侯殺裡克，漢祖戮丁公，石勒誅棗嵩，劉備薄許靖，良有以也。

 

故範曄曰：“夫人守義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

 

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

 

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譯文】

 

三國時的陳琳負責為袁紹起草文章，袁紹失敗之後，陳琳歸附了魏太祖曹操。

 

曹操對陳琳說：“你過去為袁紹寫檄文聲討我，只須歷數我的罪狀就行了，因為罪惡只是自己幹的，為什麼向上罵起我的祖父呢”？

 

陳琳謝罪後說：“當楚漢未分勝負的時候，蒯通向韓信獻策，勸韓信與楚漢三分天下；齊魯乾時之戰（乾時，今山東益都縣境內）管仲竭盡全力為公子糾效命，射中了齊桓公的衣帶鉤。

 

這都是只想為其主人效力，助其主人獲取一時之福啊。

 

所以，盜蹠的屬下可以去謀刺許由，夏桀的狗可以向堯狂吠。

 

如果現在你果真能忘卻前嫌，對賢明之士即使與你有怨恨也加以重用，對平庸之材，即使與你親厚也罷黜他，那麼就會使四方之人改變態度，歸順於你了。

 

希望你能明智地裁決這個問題”。

 

曹操說：“講得好啊！”於是厚待陳琳。

 

由此看來，晉惠公殺掉不忠於懷公的裡克，漢高祖殺了不忠於項羽的丁公，石勒殺掉不忠於西晉的棗嵩，劉備看不起不忠於劉璋的許靖，確實都是有道理的啊。

 

所以範曄說：“人只有忠於舊日的君主，才能以忠心侍奉新的君主，只有以人云亦云而受到寵信為恥辱，才可以受到特殊的恩寵。

 

假如進言者忠心耿耿，而在上者卻聽不進去，這豈不是因為苟且求迸的奉承話容易被接受，因而立論嚴正卻多有冒犯的逆耳忠言就難以尋求嗎？

 

如果確實能放棄功利的追求，站在大道的立場，遵循義的原則，那就是君子的風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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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詭順二七 10】

【按語】

 

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這誰都能做到；團結和自已意見不同的人，就難得多。

 

而要團結反對過自已、甚至曾是自已敵人的人，就予其困難，固而也就尤其難得。

 

歷史上只有少數雄才大略的人如齊桓公、晉文公、劉備、曹操等做到了這一點，因而才成就了王圖霸藝。

 

唐太宗李世民在這方面更是超越了前人，如魏征，本是李世民政敵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為李建成出謀劃策以奪取帝位，但李世民不但對魏征深信不疑，而且把他當做一面鏡子，時時引以為鑒，以免重蹈前代覆轍，從而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

 

我們今天所從事的現代化事業，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最宏偉的事業，需要千千萬萬各行各業的人才為之效力。

 

這就需要我們這個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有比歷史上任何一代雄主更加廣闊的胸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奮鬥。

 

這決不是容納一二個反對過自已的人就行的，而是需要廣泛發揚民主，允許、甚至鼓勵不同意見的發表，集思廣益，擇善而從，防止一個人說了算，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從而保證我們的事業順利進行，使我們的國家早日擺脫貧困和落後，使我們的民族早日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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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難必二八 1】

卷八•難必二八

 

萬事都無定準，所以不可依賴。

 

即使是忠臣孝子，也不能依賴君主和父母，因為你的忠誠和孝順並不一定能被對方理解。

 

即使對方很賢明也靠不住，如堯、舜、商湯、周武王、周公旦哪一個不是公認的聖人呢？

 

但伐君，囚父，拋棄愛子，殺掉哥哥的事就是他們幹出來的。

 

要求福佑，還得靠自己。

 

【經文】

 

[夫忠為事君之首，而龍逢斬、比干誅；孝稱德行之先，孝已憂而曾參泣。

 

遇好文之主，賈誼被謫于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

 

又曰：“意合，異類生愛；意不合，至親交兵]。

 

【譯文】

 

[忠誠，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首要的道德標準，可是忠於夏桀的關龍逢卻被殺害，忠於商紂的比干也被剖心。

 

對父母行孝道，是衡量一個人道德品行最重要的標準，可是殷高宗的兒子孝已儘管事父至孝，還是耽心後母的讒害。

 

曾參是有名的孝子，可還是因得不到母親信任而悲泣。

 

生逢愛好文學的漢文帝之時，以文著稱的賈誼卻被流貶到長沙；正當抗擊匈奴的用武之時，英勇善戰的李廣卻終生未得封侯。

 

所以，又有這樣的說法：意氣相投，本不屬同類的人之間也會產生友愛；心思不合，最親近的父子兄弟也會刀兵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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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難必二八 2】

【經文】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沉于江，萇弘死於蜀，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凡人親莫不欲其予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此難必者也。

 

何以言之？

 

[語曰：羿關弧則越人之行自若，弱于關弧則慈母入室閉戶。

 

故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君臣之賢足恃乎”？

 

對曰：“不足恃也。

 

何者？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

 

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孝王藏匿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

 

[臨江王，景帝太子也]。

 

孝王曰：“弗如也”。

 

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之間，然而高帝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

 

臨江王，嫡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

 

[景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何者？

 

治天下終不以私害公。

 

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

 

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

 

又如太后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

 

[景帝弟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計，求為漢太子，恐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

 

帝聞詭、勝計，遣使十輩，舉國大索，捕詭、勝不得。

 

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說之。

 

王出詭、勝，詭、勝自殺]。

 

由是觀之，安在其可必哉？

 

語曰：“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

 

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絕”。

 

此言財色不可必也。

 

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黃石公曰：“王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民叛”。

 

此言臣子不可必也。

 

《詩》云：“自求伊佑”。

 

有旨哉！有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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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難必二八 ３】

【譯文】

 

做為君主，沒有不希望他的臣子是忠誠的，可是臣子忠誠未必能獲得信任，所以忠於吳王闔閻的伍子胥卻被沉人錢塘江，萇弘忠於周靈王，卻被流放蜀地，刳腸而死，其血藏之三年，化為碧玉。

 

凡是做父母的、沒有不希望兒子孝順的，然而孝子卻未必獲得父母的喜愛，所以孝己儘管對父親殷高宗非常孝敬，卻由於後母的讒害而憂慮，曾參對父母非常孝敬，卻不被父母喜愛而悲泣。

 

這就是事物難以有定準的道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這樣的一句古語：後羿張弓欲射，越國之人談笑自若的與別人說起這件事，但假如是被母親疼愛的小兒子彎弓欲射母親，那麼老母親就會躲迸屋子裡，關起門戶。

 

所以說，如果有定準，越人可以不懷疑後羿；無定準，慈母也會逃避自己的兒子]。

 

魏文侯問狐卷子說：“父子、君臣之間，可以依賴對方的賢德嗎”？

 

狐卷子回答說：“不可以。

 

為什麼呢？

 

父親賢德，大約比不過堯了，可是堯的兒子丹朱卻被堯放逐；兒子賢德，誰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父親瞥叟卻把他囚拘起來；哥哥賢德，誰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弟弟象卻傲慢無禮；弟弟賢德，誰也比不過周公，可是周公的哥哥管公、蔡公卻被周公殺掉；臣子賢德，誰也比不上商湯和周武王，可是夏桀、商紂這兩位君主正是被商湯和周武王這兩位臣子伐滅的。

 

所以盼望別人時，人偏偏不來；依賴別人是不可能長久的。

 

你要治理天下，就得從依賴自身開始，別人又怎麼能依賴呢”？

 

漢代，梁孝王把朝廷通緝的罪犯羊勝、公孫詭窩藏在自己的王宮裡，內史韓安國哭泣著勸說梁孝王道：“大王你自己忖度，和當今皇帝的關係與當年太上皇與高祖皇帝的關係以及當今皇帝與臨江王的關係相比，哪種關係更親呢”？

 

[臨江王是景帝太子]。

 

梁孝王說：“我與當今皇帝的關係是兄弟關係，所以比不上太上皇與高祖皇帝以及當今皇帝與臨江王的父子關係”。

 

韓安國說：“太上皇與高祖皇帝，當今皇帝與臨江王，是親父子關係，然而高祖皇帝卻說，手提三尺寶劍，奪取了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最終不能當朝治理天下，只能閑住在棟陽（今陝西臨潼）的宮殿裡；臨江王是當今皇帝的嫡親長子，由於說話不謹慎[景帝曾經對他的嬪妃們說：“太子親母栗姬出言不遜，我就廢掉了太子”。

 

栗姬因此憂傷而死]，就是由於宮廷內部的家事而在中尉府中自殺。

 

為什麼這樣？

 

治理天下的君主，不因家事妨害天下國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才有這樣的古語：雖有親父，怎麼能知道他不是兇殘的猛虎？

 

雖有親哥哥，怎麼能知道他不是兇殘的豺狼？

 

如今大王你位列諸侯上，喜歡聽好佞之臣不負責任的話，冒犯皇帝，違背法度。

 

當今皇帝因為你有太后寵愛的緣故，不忍心動用法律手段制裁你。

 

而太后日夜哭泣，盼望你能自我悔過，可是你卻毫不覺悟。

 

假如有一天太后逝世，你又能依賴誰呢”？

 

話還沒有說完，梁孝王便把羊勝等人交了出來。

 

[景帝的弟弟梁孝王聽從羊勝、公孫詭的計謀，想當漢太子，恐怕漢朝的大臣們不同意，便暗中派人刺殺漢朝掌握大權的重臣袁盎。

 

景帝知道了公孫詭、羊勝的陰謀，派了十個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未能捕獲。

 

內史韓安國聽說詭、勝躲藏在梁孝王的王宮裡，便進見梁孝王，勸說他。

 

梁孝王交出公孫詭、羊勝，兩人因而自殺]。

 

由此看來，事情哪裡有個定準而可依賴呢？

 

有這樣一句古話說：“因為權勢和利益的需要而結合的，一旦失去了權勢和利益，交情隨之疏遠；靠美麗的容貌侍奉別人的，一旦容貌衰退，寵愛隨之斷絕。

 

這就是說錢財和美色由於沒定準而不可依賴。

 

墨子說：“儘管父親很慈愛，但他決不會疼愛沒用的兒子”。

 

黃石公說：“國王不能沒有仁德，沒有仁德，臣民就會叛離”。

 

這是說臣下和子女不可依賴。

 

《詩經》上說：“求自己保佑自己吧！”真值得品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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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難必二八 ４】

【按語】

 

有這樣一個禪宗故事：某學人向一位高僧求教：“眾生有難念觀世音，觀世音有難念什麼”？

 

高僧答：“念觀世音”。

 

學人不解：“他自己就是觀世音，為什麼還念觀世音”？

 

高僧答：“求人不如求己”。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能依賴別人，任何成功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

 

大到國家民族的繁榮昌盛，小至謀求一個滿意的職業，莫不如此。

 

改革開放，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固然對加速我國經濟發展大有裨益，但要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歸根結底還要靠中國幾代人的艱苦奮鬥。

 

有權有勢的人為子女謀個好位置自然不費吹灰之力，但卻不能使子女有出息。

 

一旦失去靠山，子女恐怕連個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沒有。

 

固此無論做什麼，都要牢牢豎立這樣一個信念：求人不如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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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１】

卷八•運命二九

 

命運到底有還是沒有？

 

作者在這裡引用了許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有，有的認為無。

 

似乎作者也是矛盾的。

 

但總的傾向看，作者認為善惡有報是正理，善惡不報是偶然。

 

但報應並不取決於天地鬼神，而取決個人的所作所為。

 

祖先行善，後代得福；祖先做惡，後代受報。

 

勸人行善積德總還是值得肯定的。

 

【經文】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夫人之受生，貌異音殊，苦樂愚智，尊卑壽夭，無非三世業理使之然。 ]

【譯文】

 

［《易經》上說：“人的精神元氣是實有之物，所謂遊魂是精神的變現”。

 

人自受命為人，相貌各異，聲音不同，苦樂不均，愚智懸珠，或尊貴或卑賤，或長壽或短命。

 

這都是三世所作之業決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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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２】

【經文】

 

夫天道性命，聖人所希言也。

 

雖有其旨，難得而詳。

 

然校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仿佛其略。

 

何以言之？

 

荀悅雲：“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政失於此，而變現於彼，不其然乎”？

 

[文王問太公曰：“夫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無”？

 

太公曰：“有之。

 

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穀；人主好田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人，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不息，太白失行”。

 

文王曰：“誠哉”]今稱《洪範》，咎德則有堯、湯水旱之災。

 

消災複異，則有周宣：雲漢甯莫我聽《易》稱：積善余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凶。

 

善惡之報，類變萬端，不可齊一，敵視聽者惑焉。

 

[《太史公書》稱：“天道無親，嘗與善人。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早夭。

 

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餘其惑焉。

 

嘗試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

 

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

 

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

 

比皆性命三勢之理也。

 

［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扁鵲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

 

然不遇扁鵲，亦不生耳。

 

若夫膏育之病，雖醫和不能治矣。

 

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

 

此荀悅論性命三勢之理也。

 

楊子《法言》雲：或問：“壽可益乎”？

 

曰：“德”。

 

或問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

 

曰“德故爾。

 

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壽”？

 

曰：“殘賊或壽”。

 

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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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３】

【譯文】

 

天道、性、命等問題，孔子很少談論它們。

 

孔子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但他也很難說得清楚具體。

 

然而考察古往今來錯綜複雜的記載，憑藉“三勢”，也可以獲知個大概。

 

為什麼這樣說呢？

 

東漢末史學家苟悅曾說：“凡日、月、星辰與精氣的變異，這都是陰陽之氣的精華。

 

它的根原本是在地，向上生髮而達於天。

 

國家政治有所缺失，就會在大地間顯現出異變，難道不是這樣嗎？

 

[周文王曾問姜太公：“君主做什麼事情，有災禍的應驗和鬼神的福佑嗎”？

 

太公回答說：“有這種事。

 

君主加重對人民的賦稅盤剝，為擴大宮殿而大興土木，那麼就會有疾病流行，霜露就會凍死五穀；君主好大規模地狩獵，而且不管農時，那麼這種年份就會多刮大風，莊稼籽粒就不飽滿；君主好破壞名山，堵塞大河，決通名水，那麼這種年份就會有水災傷人，莊稼長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戰爭沒完沒了，就會出現日蝕、月蝕，金星運行也會失去軌度”。

 

文王說：“的確是這樣啊”］。

 

現在人們往往說到《尚書•洪范》篇，講到惡行之驗，就有帝堯和商湯時水旱之災。

 

消災時卻又與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銀河，慨歎：“銀河聽不到我的禱告”。

 

《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可是孔子的弟子顏回、冉伯牛就短壽而死。

 

善惡的報應千變萬化，無法用統一的規律去考察，所以無論是自己觀察和聽別人講的都感到迷惑不解。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人說天道不分親疏，總是保佑好人。

 

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單單推崇顏回好學。

 

可是顏回多次陷入窮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飽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

 

天之回報好人又怎麼樣呢？

 

盜蹠每天都濫殺無辜，甚至吃人肉，肆意暴虐，為所欲為，聚集同夥有幾千人，橫行天下，竟然高夀而死。

 

這又是遵循的什麼規律呢？

 

我真是糊塗了］。

 

對此，我看是否可以這樣講：孔子曾說“死生有命”，還說“不得其死”，又說“可以僥倖獲免”。

 

這是什麼意思呢？

 

“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該死卻死了；“僥倖獲免”是本該死卻沒有死，這都是性命的三種態勢。

 

［過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鵲救活了。

 

扁鵲說：“我並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

 

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鵲，也是治不活的。

 

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醫和那樣的神醫也是治不活的。

 

所以說，“死生有命”是正理。

 

“不得其死”和“僥倖獲免”是偶然。

 

這就是荀悅所說的性命的三種態勢的道理。

 

楊雄在《法言》中說：有人問：“人的壽命可以延長嗎”？

 

楊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壽命可以延長”。

 

又問：“顏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為什麼壽命不能延長呢”？

 

楊雄回答說：“他們的品德生來如此。

 

假若顏回不仁，冉伯牛不義，連那樣的歲數也活不到，又怎麼能延長壽命呢”？

 

又問：“可是不仁不義的人也有長壽的”。

 

楊雄回答：“那是因為他們虛妄，可君子卻不會虛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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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4】

【經文】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

 

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後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

 

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則可上可下。

 

[議曰：《傅》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

 

此可上可下者］。

 

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

 

災祥之應，無以疑焉。

 

故堯湯水旱，天數也。

 

[議曰：夫陰靜陽動，天回地遊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歲數極為一元之災，必然之符。

 

不可移也。

 

故《傅》曰：“美惡周必複”。

 

又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言必定也。

 

故曰天數”。

 

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為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

 

若湯之旱，則桀餘烈。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

 

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因此觀之，天無私親。

 

順之和起，逆之害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觀公孫弘所言，以為德感水旱，非天數也。

 

一家之談，非為正論］。

 

《洪範》咎征，人事也。

 

［議曰：《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謂立事以應休咎，故曰人事。]

 

魯僖淫雨，可救之應也。

 

周室旱甚，難變之勢也。

 

[議曰：孔子曰：“祭如在”。

 

言祭法在精誠也。

 

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言”。

 

天不以偽動也。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古語曰：“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

 

《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

 

今雩祭是同而感應異者，或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

 

或徒設空文，精誠不至。

 

故不同也］。

 

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議曰：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欒氏乎”？

 

秦伯曰：“以其汰乎”？

 

對曰：“然欒厭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

 

對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奕厭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厭之怨實彰，將於是乎”？

 

在後九年，晉滅欒氏。

 

由是厭雖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

 

盈雖賢智，以其父厭之汰虐，遂遇於禍。

 

然則禍之與福，不在我之賢虐矣。

 

範曄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其子孫。

 

終孫掌失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不可致詰矣。

 

其大致歸於有德矣。

 

袁安竇氏之間，乃精帝室。

 

引義推正，可謂王臣之烈。

 

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髒罪。

 

其仁心足覃乎後昆。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觀之，夫陳平、邴吉及袁安之後衰與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吾之得失矣。

 

虞南曰：“夫釋教有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與夫仁義禮智信又何殊哉？

 

蓋以所修為因，其果為報。

 

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隨滅”。

 

是以鬷明醜於貌而慧於心。

 

趙壹高於才而下于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

 

興喪得失，鹹必由之。

 

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則諸福不備。

 

故吉凶禍福不得齊也。

 

故世人有操行不軌而富貴者矣，有積仁潔行而凶夭者矣。

 

今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為忠貞不足為也；聞偃王之亡，以為仁義不足法也。

 

不亦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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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5】

【譯文】

 

把這個道理，加以類推到教育導百姓的問題上，也是如此。

 

人有不待教育化導而自然成為良善的人的；有必經教育化導才能成為良善之人的；也有雖經教育化導，卻最終不能成為良善之人的。

 

所以孔子才說唯有上智和下愚兩種人是不能改變的，而普通人則是既可經教育化導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導的錯誤而向惡。

 

[《左傳》上說：“能向善的人不斷積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敗亡而取禍”。

 

這就是可以向上為善，也可向下為惡的意思。]

 

把這個道理加以類推，引到天道的問題上，也同樣如此。

 

災害和吉祥的報應，是不應懷疑的。

 

帝堯和商湯時的水旱災害，可以說是自然規律。

 

[陰陽之氣影響天地的運動，在宇宙中運轉一周是三百六十度，這叫一周天。

 

一周天中總會有災厄的。

 

計算一周天時，以木星為準則，所以木星稱太歲。

 

而由於每一周天都會遇到災厄，所以把它稱之為一元之災，太歲也就成了災星。

 

其實它乃是必然的規律，無法改變的。

 

所以稱作天數，即自然規律。

 

《左傳》上說：“善也好，惡也好，吉祥也好，災厄也好，是周而復始的”。

 

又說：“天災流行，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規律，所以才叫天數”。

 

漢代公孫弘則不這樣認為。

 

他說：“堯的時代遭受洪水，讓禹來治水，沒聽說禹為天子的時代有洪水。

 

至於商湯時的旱災，乃是夏桀作惡的餘波。

 

所以夏桀、商紂做惡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懲罰，夏禹和商湯積德行善，才得以統治天下。

 

由此看來，天對人並無偏私，順應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會天災流行，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間的關係的根本”。

 

考察公孫弘講的道理，是認為人的德行與水旱之災是天人感應的關係，並不是必然規律。

 

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論。]

 

《洪範》所說的行惡必報之驗，指的是人事。

 

[《左傳》說：“禍福沒有固定的走向。

 

是禍是福，都是自己招來的”。

 

也就是說，怎樣為人處事，也就會有怎樣的命運。

 

所以說命運在於人事］。

 

魯僖公時，陰雨連綿經祈禱而止，說明災害可救的得到了應驗；周宣王時的大旱祈禱無效，說明那災難本來是難以改變的。

 

［孔子說：“祭祀神靈的時候，就好象神靈就在面前一樣”。

 

是講祭祀的根本在於誠心誠意。

 

古語說：“對天應該有誠實的態度，不應使用經過文飾的空話”。

 

是說天不會被虛情假意所感動。

 

《易經》上說：“善行不逐漸積累，不會成就你的好名聲”。

 

古語還說：“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黃河的決口的；鐵能鋸斷樹木，可是用一寸之鐵卻無法毀滅森林”。

 

《左傳》上說：“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們的信任，神靈也不會降福給他”。

 

這都是講善行太少，感動不了別人。

 

現在祈禱雖然相同，得到的感應卻不同，原因就在於或是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卻太多；或是只講一些華麗好聽的空話而內心並不誠懇啊顏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

 

［過去秦王曾問士鞅：“晉國的六家大夫哪一家會最先滅亡”？

 

士鞅說：“那一定是欒氏要最先滅亡啦”。

 

秦王說：“是不是因為欒氏太橫暴了”？

 

士鞅說：“是的。

 

欒厭橫暴得太過分了。

 

但是他還可能僥倖逃過這一命運，要亡大約亡在他兒子欒盈的手裡”。

 

秦王問：“此話怎講”？

 

士鞅說：“欒武子的德政，對於晉國人民來說，就象周朝人懷念召公一樣。

 

由於懷念召公，連召公拴過馬、乘過涼的棠樹都精心保護，何況是他的兒子呢欒厭死後，他的兒子欒盈的善德並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欒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對他父親欒厭的怨恨卻一天比一大強烈，所以欒氏的滅亡將在這個時候吧”。

 

在這次對話後九年，晉國滅掉了欒氏。

 

由此看來，欒厭雖然橫暴，但他父親欒武子的恩德，老百姓還記在心裡，因而他身受其福。

 

欒盈雖有賢德，但由於有欒厭這樣的父親，所以終於遇禍。

 

可見，是禍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賢德或暴虐，還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還是作惡。

 

范曄曾說：“陳平多陰謀，自知後代必然被廢滅；邴吉多積陰德，夏候勝認為他的子孫必然有封侯的希望。

 

果然到了他孫子陳掌，陳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這一代，卻被封為列侯。

 

雖然報應也有不象這樣明顯的，但那就難以推究請楚了。

 

大體說來，報應還在於有德與否。

 

袁安處在外戚竇憲家族專權的時代，卻不依附竇氏，而是忠於皇室。

 

引用道義，推求正理，可以稱得上是忠臣中名聲顯赫的人物了。

 

他審理楚王劉英叛亂一案時，未曾嚴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設法鑒別無辜，平反冤案。

 

他的仁愛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後代。

 

他的子孫興盛，不是應該的嗎”？

 

由此看來，陳平、邴吉以及袁安後代的興盛與衰敗，乃決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

 

虞世南說：“佛教教義中有佈施財物、遵守戒律。

 

忍辱負重，勇往直前、坐禪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薩行，這與儒學中的仁義禮智信有什麼不用呢？

 

大略說來，是以修持為因，其果是回報人的修待。

 

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薩行時，往往不能完滿。

 

其中缺失一項，果報也隨之而消失”。

 

所以，鬷明外貌醜陋但內心聰明，趙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羅裒雖富但無義，原憲貧窮但有道德。

 

他們的不同是如此懸殊。

 

品行不完善，那麼就不會有完全的福報。

 

說吉、凶、禍、福不能完滿。

 

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軌反而富貴的，有積累仁德、品質高潔反而短命的。

 

現在有些識見不高的平庸之輩，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認為忠貞的事不值得去做。

 

看到徐偃王亡了國，就認為仁義之道不值得去效法。

 

這不太過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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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6】

【經文】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言其弄也。

 

“兼三才而兩之”。

 

言其同也。

 

故天地之道，有同有異。

 

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

 

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

 

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得而均也。

 

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

 

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

 

［議曰：孫卿雲：“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唯人妖，乃可畏也。

 

何者？

 

政險失人，田荒稼惡，米貴人饑，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

 

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

 

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

 

三者錯亂，無安國矣”。

 

其說甚邇，其災其慘。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也”。

 

墨翟曰：“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助勸。

 

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

 

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

 

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變政而人易教。

 

則安危治亂存上之發政也。

 

豈可為有命哉”？

 

昔梁惠王問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

 

尉繚曰：“不然。

 

黃帝所為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

 

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

 

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何以言之？

 

今有域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

 

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

 

然不能取者，何也？

 

城高池深，兵戰備矣，謀而守之。

 

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天宮之陣，曰背水陣者，為絕軍；向阪陣者，為廢軍。

 

武王之伐紂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

 

紂豈不得天宮之陣哉？

 

然而不勝者，何也？

 

人事不得也。

 

黃帝曰：‘先稽己智者，謂之天子。’

 

以是觀之，人事而已按，孫卿、墨翟、尉繚之說，言吉凶禍福在於人矣。

 

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不敢荒甯，享國七十年。

 

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九年。

 

其在祖甲，愛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鰥寡，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佚，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

 

嗚呼嗣王其鑒於茲”。

 

《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後也。

 

周武王封之陳。

 

太史公雲：舜之德，至矣。

 

禪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曆三代。

 

及楚滅陳。

 

而田氏得政于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

 

又《南越傳》雲：“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繼於人哉？

 

何其久也？

 

歷數代嘗為君主，勾踐一稱伯。

 

蓋禹之烈也”。

 

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

 

幽王以為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

 

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

 

而其于周，未有興者。

 

楚，其後也。

 

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

 

公曰：‘周衰，何國興？’

 

對曰；‘齊、秦、晉、楚乎？

 

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

 

伯夷佐堯典禮。

 

秦，嬴氏，伯翳之後也。

 

伯翳佐舜，懷柔百物。

 

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

 

而武王封虞叔于唐，其地險阻，以此有德。

 

若周衰，必並興矣”。

 

按，周公、馬遷，太史伯之談，言興亡、長短必於德矣。

 

此略言其本而不語其詳。

 

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

 

皇靈雖陰騭下人，定於冥兆。

 

然興亡、長短，以德為准。

 

若德循於曩，則命定於今。

 

然則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

 

夫命之在德，則吉凶禍福不由天也。

 

命定於今則賢聖、鬼神不能移也。

 

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邀命也。

 

此運命之至矣］。

 

《易》曰：“窮理盡性以致於命”。

 

此之謂也。

 

［議曰：夫吉凶有人，興亡在德。

 

稽於前載，其在德必矣。

 

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為在命，此謬矣。

 

何者？

 

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傳子，則功臣之德廢。

 

何以言之？

 

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

 

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

 

而其子于周未有興者。

 

楚，其後也。

 

周衰，楚必興。

 

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

 

秦，贏姓，伯翳之後，伯翳佐舜懷柔有物。

 

若周衰，必並興矣”。

 

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複後，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由此言之，安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屠漢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趙士，沸騰若雷震。

 

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對曰：宋景公之時，螢惑在心。

 

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野也，禍當在君。

 

雖然，可移於人”。

 

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

 

若當君厄舍之時則生人塗炭。

 

雖伊、顏、游、夏何所抗哉？

 

故莊子曰：“當堯舜，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

 

時勢適然”。

 

此之謂也。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晏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蒸報為仁義。

 

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遂覆洛，傾五都。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據此論，以戎狄內侵，便謂由命，此所謂不量於德者也。

 

何則？

 

昔秦穆公問戎人由餘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理乎”？

 

由餘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

 

夫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亦先之，僅可小理。

 

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盛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又怨望於上。

 

上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於滅宗，皆此類也。

 

夫戎狄則不然，上舍淳德以遇於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

 

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

 

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

 

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

 

今晉之興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際日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其傾覆屠膾非主於誅殺也，風俗淫僻，廉恥並失。

 

先時而昏，任情而動，皆不恥淫逸之過。

 

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

 

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其淫亂凶逆，非止於蒸報也”。

 

由是觀之，晉家之德，安勝於匈奴哉今見戎狄亂華，便以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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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運命二九 7】

【譯文】

 

《易經》上說：”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

 

這是講道的不同。

 

又說：“兼天、地、人三道的規律，都是對立的兩方面。

 

即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

 

這是講道的相通之處。

 

如果根據道的不同性質而否定道的相通之處，那就是糊塗。

 

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處而否定道的差別，那也是取其弊端。

 

快慢、深淺種種變化錯綜複雜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現為參差不齊，很難表現得那麼均衡、那麼明顯。

 

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

 

所以君子盡心盡力去積德行善，去追求獲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說：“天道運行有它固定的規律，這種規律，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用合理的行動去應合它，就會有吉祥出現，否則就會出現災荒。

 

加強農業這個根本、節約用度，天也沒法使你貧窮。

 

養生之道周備，凡有舉動都附合時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

 

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禍於你。

 

否則天也不能使你吉祥。

 

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稱得上聖人了。

 

如果有星辰墜落，樹木無故發出可怕的聲音，天地出現異常變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人間妖孽才是可怕的。

 

為什麼呢？

 

政治險惡，田園荒蕪，莊稼長得不好，米價暴漲，人們吃不飽肚子，路邊盡是餓死的貧民，這就是人間的妖孽。

 

政令混亂，大的舉措如興土木、田獵、乃至戰爭都違背農時，對於國家根本的農業不予關心，這就是人間妖孽。

 

不修禮義，使男女無別，荒淫無度，父子之間還互相猜疑，上下級之間離心離德，盜賊每天都來光顧，這就是人間妖孽。

 

這三種情況錯雜交織，國家就不會安寧了”。

 

荀子的說法非常切近，這種災難確是太悲慘了。

 

《左傳》上說：“萬物之精怪，聖人之書不予記載。

 

對於沒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學問，可以棄置一邊，不去研究它”。

 

墨子說：“古代的聖王，把孝子推舉出來，是為了勉勵人們都孝敬父母；尊重賢良之人，是勉勵人們都去做善事。

 

因而發佈法令來教誨人民，明定賞罰以有助於這種勉勵的功效。

 

象這樣，亂政可清，危國可安。

 

過去被夏桀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商湯治理好了嗎？

 

被商紂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嗎？

 

這就是時代若不發生變動，民俗也很難改變。

 

最高統治者轉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

 

所以國家的安危和治亂都取決於最高統治者所發佈的政令啊，怎麼能說有定命存在呢”？

 

從前梁惠王問尉繚：“我聽說黃帝由於有刑罰，有仁德，而百戰而勝，是這樣嗎”？

 

尉繚回答說：“不是的。

 

黃帝所制定的刑罰和仁德，是用刑罰來討伐不仁，用仁德來守衛天下。

 

那並不是世俗所說的刑罰與仁德啊。

 

世俗所說的刑罰、仁德，指的是天體上的日月星辰運行是否失序，以及陰陽向背等神秘之說。

 

而黃帝的刑罰及仁德，都屬於人為而已。

 

為什麼這樣說呢？

 

假如現在有一座城池，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攻不下來。

 

這四個方向，難道都不能順應天時，憑藉地利嗎？

 

然而仍然攻不下來是因為城牆太高，護城河太深，武器、戰法無一不備，以及守衛者的深謀遠慮。

 

由此看來，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謀略啊。

 

天官陣法中有一種背水陣，布出這種陣法會使全軍覆沒；有一種向扳陣，使用這種陣法的勞而無功。

 

可是武王伐紂的時候，背靠漳河，面對山坡，既是背水陣，又是向阪陣，用一萬二千的軍隊去進攻商紂王的十八萬大軍。

 

最後終於把商紂王的頭顱割了下來，懸掛在白旗上示眾。

 

難道是商紂不懂天官陣法嗎？

 

然而卻失敗了。

 

這是為什麼呢？

 

是由於不得人心的緣故。

 

黃帝曾說：‘首先考慮自己是否有智謀的稱天子。’

 

由此看來，決定運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繚的說法，吉凶禍福全在於人。

 

周公告誡周成王說：“過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懼，不敢荒廢國事，穩坐天下七十年。

 

到了殷高宗，兢兢業業地治理殷國，附屬諸邦國，無論大小，從沒有對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

 

到了祖甲，能瞭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壞，能使百姓懷念他的恩惠，不欺負鰥寡孤獨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

 

自那時起，以後即位的君王，從出生就過著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樣盡情享樂，因而也沒有一個長壽的。

 

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

 

可歎啊繼而為王的人應引以為借鑒”。

 

《史記•陳世家》說：“陳國，是舜的後裔，周武王把他們封在陳地。

 

司馬遷說：舜的仁德，可以說元以複加了，後來傳給夏禹，後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

 

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國滅掉。

 

而田氏從齊國奪取政權，建立的國家傳了好多代”。

 

《南越傳》上又說：“越國雖是不開化的國家，他們的祖先哪裡有大功于百姓呢？

 

可是為什麼能傳國這樣久，經歷了數代人，都曾稱王，到了勾踐甚至爭得天下霸主的地位，這大約是大禹的餘烈吧”？

 

又說：“鄭桓公名鄭友，本是周厲王的小兒子，被幽王任命為司徒。

 

鄭友問大史伯說：‘周王族多難多災，我哪裡逃得出滅亡的命運呢？

 

我打算南游長江，怎麼樣？’

 

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

 

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

 

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

 

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

 

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

 

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

 

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

 

秦，贏氏，本是伯翳的後代。

 

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

 

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

 

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

 

”按周公、司馬遷、太史伯的說法，國家的興亡和國運的長短，必由其德決定。

 

這是概括他講些根本道理，並未講得詳盡具體。

 

我曾試加研究，認為所謂命，那是自然的賦與，而德是命的根本。

 

偉大的祖先雖然暗中保佑後代，那也是暖味玄遠的。

 

但國家興亡、國運長短以德為准是正確的。

 

德在過去，命定於現在。

 

所以現在的定命，都是由於過去之德。

 

這還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嗎？

 

命既然由德所決定，那麼吉凶禍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

 

命定于現在，聖賢，鬼神也不能改變。

 

所以君子只有盡心盡力修德，為求得到好的命運啊這就是關於命運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經》上說：“要窮究天下道理，盡自己之所能，來實現最好的命運”。

 

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趙子評論說：吉凶由人自取，興亡由德而定。

 

考察以上種種記載，命運由德行來決定是肯定無疑的。

 

如今有些論者，由於堯舜的後代未能承繼帝業，便認為這是由命決定而不是由德決定，這就人錯特錯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堯舜身邊那些佐命功臣，必然會有興盛起來的。

 

如果堯舜把帝位傳給兒子，那麼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報。

 

為什麼為樣說呢？

 

過去鄭桓公問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後，哪個國家會興盛起來”？

 

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

 

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

 

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

 

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

 

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

 

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

 

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

 

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後代。

 

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

 

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

 

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

 

所以，範曄在《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中說：“帝堯（陶唐氏）不把帝位傳給兒子丹朱卻傳給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傳給兒子商均卻傳給了夏禹。

 

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時的佐命功臣時發揚功業的，因此才奠定了後來商湯和周武王的基業。

 

由於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業歸於元首，最終授與漢代劉氏”。

 

由此說來，豈能說堯、舜有德無嗣呢？

 

範曄又說：“西楚項羽的軍隊屠殺漢軍士卒，屍體竟然塞滿了濉河，至使河水為之不流；秦將白起在長平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當時怨憤之聲驚天動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樣的英才，或伊尹、顏淵那樣與聖人相差無幾的有德之士，又怎麼能抗拒得了呢”？

 

於是有人認為命運在於德行的說法有漏洞。

 

對於這一看法，可以這樣回答：宋景公的時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為這是災禍降臨的徵兆。

 

於是問子韋有何辦法攘除，子韋說：“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將降臨在國君身上。

 

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轉移給老百姓”。

 

根據這種說法，國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當各種厄運一起降臨的時候，百姓的災難就更加深重了。

 

雖有伊尹、顏淵、子游、子夏那樣的聖賢，又怎麼抗拒呢？

 

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走運的人，並不是因為那時的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幸運的人，也並不是那時的人都愚笨。

 

這是時勢造成的”。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範曄還說：“北方戎狄民族，人面獸心，貪圖享樂，把殺人當作道德，把亂倫當作仁義。

 

當太白星運行失度，天下大亂時，便乘機入侵中原，毀滅了洛陽等五大城市。

 

嗚呼，行善得福做惡招禍，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根據這種說法，似乎認為狄戎內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

 

這些說法，都是由於人們不知什麼是真正的德啊為什麼這樣說呢？

 

過去秦穆公曾問戎狄賢者由餘說：“中原國家，用詩、書，禮、樂等法度來治理天下，然而還是經常發生動亂，而如今戎狄並沒有這些典章制度，怎麼能把國家治理好呢”？

 

由餘笑著回答：“這就是中原國家所以發生動亂的根本原因。

 

自從上古黃帝制定禮樂法度，他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也僅僅獲得一時的安定。

 

待到後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驕奢淫佚，依恃法律條文之多，來責備、督察百姓之過。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義的標準埋怨國君。

 

這樣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殺戳、篡奪，甚至於夷滅宗族，根源就在這裡。

 

戍狄則不然。

 

君主用淳樸的道德來對待臣民，臣民則心懷忠誠信義來侍奉君主，這樣治理全國就象一個人治理自身那樣容易，可又不知道為什麼會治理得這樣好，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這個樣子啊”。

 

如今晉朝建國以後，嫡長子沒有兄弟們連城相助守衛，而兄弟之間的怨恨和爭鬥一大比一天厲害。

 

卿宰沒有被眾人欽佩敬仰的高貴品德，可是百官倒臺、黜降、殺戳、侮辱的災禍每天都有。

 

晉宣帝司馬懿、景帝司馬師正值多難之秋，專力討伐英雄，殺戳豪傑，以便傾覆曹魏政權。

 

屠戳之慘，不是誅殺二字可以概括的。

 

再後來，皇室風俗淫亂，把廉恥全部丟盡了。

 

天還未黑，便開始了昏天黑地的淫亂生活。

 

放縱自己的情欲，個個不以浮亂放逸為恥，不以妒忌為惡。

 

當媳婦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淩虐丈夫。

 

有殺戳妾媵的，有狎戲長輩或晚輩的，那種淫亂、兇惡、忤逆豈止是亂倫所能概括的。

 

由此看來，晉朝之德行豈能勝過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鮮卑等民族侵擾華夏，便認為決定於命不決定於德，這種說法是多麼荒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