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首輔張居正:最牛CEO的悲劇改革史】
昭昭史跡留嗟歎,社稷安時宰相危。
萬曆首輔張居正。
4月16日,北京衛視和東方衛視同步首播電視連續劇《萬曆首輔張居正》,使這位臨危制變的改革家的命運,再次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在中國歷史上,對改革家的評價大多毀譽參半,對張居正更是如此。他任首輔時厲行新政,短短十年,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兵強,被稱為“起衰振隳(huī)的救時宰相”。
然而他死後卻家產盡抄、爵封皆奪,險些被自己嘔心瀝血培養的學生萬曆皇帝開棺鞭屍。
死後不足四十年又平反昭雪,為其鳴冤喊屈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曾經被他打壓的反對派。
張居正到底是力挽狂瀾的救時宰相,還是攀援閹宦後宮、專權弄術的權臣?
他的人生何以在四百多年後,仍然引起人們的爭論?
近日,本刊專訪《萬曆首輔張居正》編劇、作家熊召政,請他講述張居正的風雨人生。
審時度勢,隱忍智謀
《萬曆首輔張居正》,改編自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原著為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投資方特意請熊召政擔任編劇,也是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歷史感。
電視劇播出之後,很多人都被那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深深吸引。
但也有的觀眾反映,劇中將張居正塑造得過於完美。
對此,熊召政坦言,改編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
其中既有投資方出於市場的考慮,也有主創人員的藝術偏好,更有電視審查中的清規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論且有目共睹。
但取得這個成就,絕不可能僅憑道德的力量。
史家多“清流傾向”,欣賞所謂的“道德超人”。
事實上,推動歷史前進的,絕非那些不肯“與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張居正這樣審時度勢、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張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於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張鎮是皇室宗親遼王家的侍衛。
他的父親張文明,雖頗有文采,卻時運不濟,七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直到自己的兒子成了翰林,他還是個不第的秀才。
在那樣的年代,要想改變家族的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科舉入仕。
好在張居正從小就是個神童,13歲考中秀才,16歲中了舉人。
就在中舉的大喜日子,對他因妒生恨的遼王之子朱憲,以祝賀為名請張鎮喝酒,活活將老人灌死。
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氣傲和身份的低賤,給張居正的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衝擊,影響了他的一生。
張居正做官的歷程也並非一帆風順。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以優異的成績中了二甲進士,被選為庶起士送入翰林院。兩年後,他被授以翰林院編修,撰寫了《論時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卻石沉大海。那時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內閣強人迭起,黨同伐異,年輕人空有淩雲壯志,又能何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來越受到嚴嵩的敗壞,張居正“以病謝歸”,選擇了適時而退。
此後的3年裏,他在家鄉博覽群書,考察農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憤世和經世的困惑,卻在休整和反思後,重新燃起了報效朝廷的熱情。
回到朝廷的張居正,仍沒有得到重用。
當時嚴嵩的擅權越來越肆無忌憚,徐階依然默不作聲,張居正則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語,虛與委蛇,默默地等待時機。
縱觀大明王朝的歷史,在嘉靖、隆慶年間,內閣大學士們時時處在明爭暗鬥的狀態。
短短幾年,徐階攻倒嚴嵩,高拱推倒徐階,李春芳被高拱擊敗,高拱又被政敵轟跑,取得最後勝利的,卻是一向低調的張居正,他靠的正是隱忍和智謀。
為成偉業,攀援後宦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中,皇權是一切國家權力的源泉。
而改革、變法要取得成功,勢必要取得皇權的支持(雖然有時候皇權並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裏)。
在某種意義上,變法就是圍繞皇權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角逐和權力再分配。
隆慶六年(1572),隆慶皇帝久病而亡,萬曆皇帝繼位,張居正也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當時的萬曆皇帝還是一個10歲的孩子,主少國疑,形勢不容樂觀。
身邊最親近的,一個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個是大太監馮保。張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從明成祖朱棣時開始,宦官的權勢越來越大,發展到錦衣衛、東廠、西廠,宦官開始介入權力集團的核心。
馮保一直是萬曆的男保姆,萬曆小時候鬧百日咳,整晚不睡覺,只有騎在馮保的背上,把馮保當馬騎,才能安靜下來。
那時馮保就趴在磚地上繞圈,一夜夜地轉,膝蓋都磨出了血。
因此萬曆對馮保從小就有依賴之情,甚至從來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兒”。
高拱最後被趕出朝廷,與他自不量力地要廢除馮保有直接關係。
萬曆登基後,馮保順利地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與他的結盟也成為張居正唯一的選擇。
馮保多才多藝,且貪財好貨,為此張居正先後送給他七張價值連城的古琴。
比馮保更重要的,是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她與張居正的關係,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因為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欣賞,幾乎是不加掩飾的。
而張居正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確實費盡了心思。
萬曆即位之初,馮保為取得李氏的寵信,示意朝臣議定,尊隆慶帝的皇后陳氏為仁聖皇太后,尊李氏為慈聖皇太后。
按照祖制,只有正宮皇后才可以加尊號,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對。
可張居正卻認為,沒必要拘泥於此,他力排眾議,促成了此事。
還有一事可充分顯示張居正的智謀。
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燒香拜佛,花銷不小。這位出身民間的太后,對錢財又很在意,總覺得錢還是放在自己口袋裏舒服。
張居正既不能拿國庫的錢去討好她,又不能違背她的意願。
於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撥到太后名下,讓太后用來做廟、做橋、印行福經。
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機構,收入自負盈虧,有了保和殿的錢,太后花起來方便不說,也不好意思再要錢。
最讓李太后對張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張居正對年幼的萬曆皇帝的教導,身為帝師,張居正真是嘔心瀝血。
他特意主持編撰了《帝鑒圖說》,把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倒行逆施之禍,編成一個個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圖,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學習。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見一斑。
張居正不僅精心教導,還對皇帝嚴格要求。
萬曆皇帝讀《論語》“色勃如是”時,將“勃”字誤讀為“背”,張居正馬上予以糾正。
這一舉動,使“皇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
萬曆七年(1579),皇帝因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讓皇上寫下《罪己詔》,昭示百官,讓皇上丟盡了顏面。
無論是國事的謀劃還是對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對張居正可以說是言聽計從。
萬曆皇帝年滿18歲後,張居正多次提出歸政於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絕。
萬曆皇帝20歲時曾委婉提出想親政處理國事,李太后亦明確回復:三十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安排。
母親的這個態度,也增強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反感。
歷史上對張居正與李太后的關係也多有猜測,地方戲劇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龍床”的臺詞。
但在編劇熊召政看來,兩人的感情僅限於柏拉圖式的精神依戀,誰都不會冒偌大的政治風險而越雷池一步。
江山社稷顯然遠重於兒女情長。
不管怎樣,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支持在此後的十年間幾乎沒有動搖過,再加上與大太監馮保的結盟,三個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漸漸形成了牢固的權力鐵三角,使張居正的改革變法謀得了最強有力的支持。
也使張居正在日後備受鄙夷,被人斥責為攀援後宦,謀取權力。
厲行改革,力挽狂瀾
在各方面準備就緒後,張居正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政治理想。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頓幹部隊伍。
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
從內閣到各級衙門,層層考核,以決定幹部的去留、升降和罷免。
在張居正眼裏,貪官不能用,瀆職官員不能用,但庸官也不能用。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也是壞官。
因為朝廷的官員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多一個庸官就擠掉了一個幹事兒的人。他就按這樣的標準整頓,3個月裁了6000多人回老家。
張居正要用什麼樣的人?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德才兼備,固然最佳;若德、才居一,則選才不選德。
這一原則,在海瑞的任用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中國的老百姓,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海瑞抬著棺材給嘉靖皇帝上書的事。
在那時,海瑞就已經成了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萬言書,非常震怒。
但他不敢處死海瑞,就把他關在大牢裏不聞不問。
嘉靖皇帝駕崩以後,徐階把海瑞從監獄裏放了出來。
鑒於海瑞的名聲,徐階決定予以重用,派他到蘇州任南直隸巡撫,那裏是國家糧賦重地,明朝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於此。
結果海瑞在那裏當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財政收入少了一半。
大戶人家都跑了,沒有了稅源,因為富人都很怕他,窮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誰有理,肯定是富人輸。
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轎也不坐,每天騎驢子上班。
得班子裏的其他領導很不滿意,也想辦法調走。
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憤而辭職。
張居正對海瑞很瞭解,他對吏部尚書說:海先生是一個好人,為人清廉,而且有氣節,但是我現在要選用能臣為朝廷做事兒,是要選好官而不是選好人。
好人就是大節不虧,不貪不懶,做事有規矩。好官不一樣,上要讓皇帝放心,下要讓老百姓得實惠,上下通氣才叫好官。
如果搞得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兩頭都不踏實,這就不是好官。
與其這樣,倒不如讓海瑞在家做好人。因此他始終沒有任用海瑞。
為了開闢財源,張居正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清查田畝,重繪魚鱗圖冊。
萬曆八年(1580),土地丈量完畢,全國田地為701萬頃,比靈斯慶五年(1571)增加了200多萬頃。
與此同時,大力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使明朝的田賦收入大為增加。
此後,張居正又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針對當時土地兼併嚴重,戶丁與田額多不相符的情況,把編征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將差役、雜役統統按田畝折成銀錢交付。
這樣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讓流通市場得到迅猛發展。
山西的錢莊出現了,當時,全世界流通的白銀大約七千萬兩,近五分之二在中國流通。
中國的金融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明朝中期,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惡化,不少知識份子為時艱所憂,紛紛探求救國之道。
各地由私人組織的書院蓬勃地發展起來。不過,和官學不同的是,陽明心學代替了程朱理學成為書院的主流思想。
張居正“特惡之”,詔毀天下書院,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這也是歷史上對他批評最多的地方。
不過,“萬曆新政”實行不過十年,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原來窮得連官員俸銀都發不出的國庫盈實了,皇帝掃掃箱角就可以每月辦一次大型燈會;邊防在張居正重用的李成梁和戚繼光等將領的整頓下得以鞏固,不斷有外族前來通好;百姓的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一時四海升平,百業興旺。
位高權重,風光無限
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好轉,張居正位高權重,一時風光無限。
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
最誇張的,是他乘坐的轎子。
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
這轎子一共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叫“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
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1852)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其祈禱。
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壇,長跪不起。
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其排場之大,連後來萬曆皇帝病重時也無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計
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因患直腸癌病逝。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他生前所有的封號都被取消,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終,因為改革勢必要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難免遭致他們的反對。
張居正在政治上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鐵腕宰相,卻獨獨沒有給自己留後路。
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
正是這種擔當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
張居正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做到了。
有人說張居正腐敗,事實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
他對下人管教也非常嚴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個人的錢,張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斷了。
而他的政治導師徐階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
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
他把屬於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後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
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為他喊冤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
他們為了曾經的政敵,奔走呼號,鳴冤昭雪,豈料改革的盛景已時不再來。
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它嘲諷的不是張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斷送改革的體制,世態炎涼的人心!
鏈結: 電視劇與史實的出入
1/高拱與張居正並非水火不容
在劇中,高拱行為的中心就是打擊張居正的勢力,他發誓一定要把張居正趕出內閣,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這與史實是不相符的。
事實上高拱並未成心排擠張居正出內閣,張居正與他政見多同,兩人合力配合在強軍安邊、俺答封貢、發展商業等方面都有所建樹。
2/隆慶帝從不崇道煉丹
明代皇帝確實喜煉丹藥,尤以嘉靖皇帝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還進獻丹藥。
有此前車之鑒,其子隆慶皇帝雖好遊樂,愛女人,疏于朝政,卻並不崇道,直至駕崩,也無召延道士煉丹治病之事。
3/“京察”怎能不懲庸官貪墨?
劇中演到“京察”一段時,既沒有表現張居正集中處置高拱一派的官員,也不提清除、降調那些不稱職的庸官貪墨,而用心表現高拱及其黨羽的破壞活動,以及張居正對高拱及其親信何等的寬宏大量,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
如果“京察”真是這等察法,那張居正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
如此為了凸顯張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卻反倒將他描繪成庸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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