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首輔張居正：最牛CEO的悲劇改革史】

精靈發表於 2012-7-3 16:45:56

【萬曆首輔張居正：最牛CEO的悲劇改革史】
 
昭昭史跡留嗟歎，社稷安時宰相危。
 
萬曆首輔張居正。
 
4月16日，北京衛視和東方衛視同步首播電視連續劇《萬曆首輔張居正》，使這位臨危制變的改革家的命運，再次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在中國歷史上，對改革家的評價大多毀譽參半，對張居正更是如此。他任首輔時厲行新政，短短十年，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兵強，被稱為“起衰振隳（huī）的救時宰相”。
 
然而他死後卻家產盡抄、爵封皆奪，險些被自己嘔心瀝血培養的學生萬曆皇帝開棺鞭屍。
 
死後不足四十年又平反昭雪，為其鳴冤喊屈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曾經被他打壓的反對派。
 
張居正到底是力挽狂瀾的救時宰相，還是攀援閹宦後宮、專權弄術的權臣？
 
他的人生何以在四百多年後，仍然引起人們的爭論？
 
近日，本刊專訪《萬曆首輔張居正》編劇、作家熊召政，請他講述張居正的風雨人生。
 
審時度勢，隱忍智謀
 
《萬曆首輔張居正》，改編自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原著為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投資方特意請熊召政擔任編劇，也是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歷史感。
 
電視劇播出之後，很多人都被那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深深吸引。
 
但也有的觀眾反映，劇中將張居正塑造得過於完美。
 
對此，熊召政坦言，改編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
 
其中既有投資方出於市場的考慮，也有主創人員的藝術偏好，更有電視審查中的清規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論且有目共睹。
 
但取得這個成就，絕不可能僅憑道德的力量。
 
史家多“清流傾向”，欣賞所謂的“道德超人”。
 
事實上，推動歷史前進的，絕非那些不肯“與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張居正這樣審時度勢、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張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於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張鎮是皇室宗親遼王家的侍衛。
 
他的父親張文明，雖頗有文采，卻時運不濟，七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直到自己的兒子成了翰林，他還是個不第的秀才。
 
在那樣的年代，要想改變家族的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科舉入仕。
 
好在張居正從小就是個神童，13歲考中秀才，16歲中了舉人。
 
就在中舉的大喜日子，對他因妒生恨的遼王之子朱憲，以祝賀為名請張鎮喝酒，活活將老人灌死。
 
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氣傲和身份的低賤，給張居正的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衝擊，影響了他的一生。
 
張居正做官的歷程也並非一帆風順。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以優異的成績中了二甲進士，被選為庶起士送入翰林院。兩年後，他被授以翰林院編修，撰寫了《論時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卻石沉大海。那時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內閣強人迭起，黨同伐異，年輕人空有淩雲壯志，又能何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來越受到嚴嵩的敗壞，張居正“以病謝歸”，選擇了適時而退。
 
此後的3年裏，他在家鄉博覽群書，考察農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憤世和經世的困惑，卻在休整和反思後，重新燃起了報效朝廷的熱情。
 
回到朝廷的張居正，仍沒有得到重用。
 
當時嚴嵩的擅權越來越肆無忌憚，徐階依然默不作聲，張居正則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語，虛與委蛇，默默地等待時機。
 
縱觀大明王朝的歷史，在嘉靖、隆慶年間，內閣大學士們時時處在明爭暗鬥的狀態。
 
短短幾年，徐階攻倒嚴嵩，高拱推倒徐階，李春芳被高拱擊敗，高拱又被政敵轟跑，取得最後勝利的，卻是一向低調的張居正，他靠的正是隱忍和智謀。
 
為成偉業，攀援後宦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中，皇權是一切國家權力的源泉。
 
而改革、變法要取得成功，勢必要取得皇權的支持（雖然有時候皇權並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裏）。
 
在某種意義上，變法就是圍繞皇權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角逐和權力再分配。
 
隆慶六年（1572），隆慶皇帝久病而亡，萬曆皇帝繼位，張居正也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當時的萬曆皇帝還是一個10歲的孩子，主少國疑，形勢不容樂觀。
 
身邊最親近的，一個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個是大太監馮保。張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從明成祖朱棣時開始，宦官的權勢越來越大，發展到錦衣衛、東廠、西廠，宦官開始介入權力集團的核心。
 
馮保一直是萬曆的男保姆，萬曆小時候鬧百日咳，整晚不睡覺，只有騎在馮保的背上，把馮保當馬騎，才能安靜下來。
 
那時馮保就趴在磚地上繞圈，一夜夜地轉，膝蓋都磨出了血。
 
因此萬曆對馮保從小就有依賴之情，甚至從來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兒”。
 
高拱最後被趕出朝廷，與他自不量力地要廢除馮保有直接關係。
 
萬曆登基後，馮保順利地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與他的結盟也成為張居正唯一的選擇。
 
馮保多才多藝，且貪財好貨，為此張居正先後送給他七張價值連城的古琴。
 
比馮保更重要的，是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她與張居正的關係，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因為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欣賞，幾乎是不加掩飾的。
 
而張居正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確實費盡了心思。
 
萬曆即位之初，馮保為取得李氏的寵信，示意朝臣議定，尊隆慶帝的皇后陳氏為仁聖皇太后，尊李氏為慈聖皇太后。
 
按照祖制，只有正宮皇后才可以加尊號，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對。
 
可張居正卻認為，沒必要拘泥於此，他力排眾議，促成了此事。
 
還有一事可充分顯示張居正的智謀。
 
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燒香拜佛，花銷不小。這位出身民間的太后，對錢財又很在意，總覺得錢還是放在自己口袋裏舒服。
 
張居正既不能拿國庫的錢去討好她，又不能違背她的意願。
 
於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撥到太后名下，讓太后用來做廟、做橋、印行福經。
 
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機構，收入自負盈虧，有了保和殿的錢，太后花起來方便不說，也不好意思再要錢。
 
最讓李太后對張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張居正對年幼的萬曆皇帝的教導，身為帝師，張居正真是嘔心瀝血。
 
他特意主持編撰了《帝鑒圖說》，把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倒行逆施之禍，編成一個個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圖，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學習。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見一斑。
 
張居正不僅精心教導，還對皇帝嚴格要求。
 
萬曆皇帝讀《論語》“色勃如是”時，將“勃”字誤讀為“背”，張居正馬上予以糾正。
 
這一舉動，使“皇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
 
萬曆七年（1579），皇帝因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讓皇上寫下《罪己詔》，昭示百官，讓皇上丟盡了顏面。
 
無論是國事的謀劃還是對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對張居正可以說是言聽計從。
 
萬曆皇帝年滿18歲後，張居正多次提出歸政於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絕。
 
萬曆皇帝20歲時曾委婉提出想親政處理國事，李太后亦明確回復：三十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安排。
 
母親的這個態度，也增強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反感。
 
歷史上對張居正與李太后的關係也多有猜測，地方戲劇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龍床”的臺詞。
 
但在編劇熊召政看來，兩人的感情僅限於柏拉圖式的精神依戀，誰都不會冒偌大的政治風險而越雷池一步。
 
江山社稷顯然遠重於兒女情長。
 
不管怎樣，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支持在此後的十年間幾乎沒有動搖過，再加上與大太監馮保的結盟，三個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漸漸形成了牢固的權力鐵三角，使張居正的改革變法謀得了最強有力的支持。
 
也使張居正在日後備受鄙夷，被人斥責為攀援後宦，謀取權力。
 
厲行改革，力挽狂瀾
 
在各方面準備就緒後，張居正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政治理想。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頓幹部隊伍。
 
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
 
從內閣到各級衙門，層層考核，以決定幹部的去留、升降和罷免。
 
在張居正眼裏，貪官不能用，瀆職官員不能用，但庸官也不能用。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也是壞官。
 
因為朝廷的官員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多一個庸官就擠掉了一個幹事兒的人。他就按這樣的標準整頓，3個月裁了6000多人回老家。
 
張居正要用什麼樣的人？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德才兼備，固然最佳；若德、才居一，則選才不選德。
 
這一原則，在海瑞的任用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中國的老百姓，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海瑞抬著棺材給嘉靖皇帝上書的事。
 
在那時，海瑞就已經成了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萬言書，非常震怒。
 
但他不敢處死海瑞，就把他關在大牢裏不聞不問。
 
嘉靖皇帝駕崩以後，徐階把海瑞從監獄裏放了出來。
 
鑒於海瑞的名聲，徐階決定予以重用，派他到蘇州任南直隸巡撫，那裏是國家糧賦重地，明朝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於此。
 
結果海瑞在那裏當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財政收入少了一半。
 
大戶人家都跑了，沒有了稅源，因為富人都很怕他，窮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誰有理，肯定是富人輸。
 
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轎也不坐，每天騎驢子上班。
 
得班子裏的其他領導很不滿意，也想辦法調走。
 
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憤而辭職。
 
張居正對海瑞很瞭解，他對吏部尚書說：海先生是一個好人，為人清廉，而且有氣節，但是我現在要選用能臣為朝廷做事兒，是要選好官而不是選好人。
 
好人就是大節不虧，不貪不懶，做事有規矩。好官不一樣，上要讓皇帝放心，下要讓老百姓得實惠，上下通氣才叫好官。
 
如果搞得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兩頭都不踏實，這就不是好官。
 
與其這樣，倒不如讓海瑞在家做好人。因此他始終沒有任用海瑞。
 
為了開闢財源，張居正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清查田畝，重繪魚鱗圖冊。
 
萬曆八年（1580），土地丈量完畢，全國田地為701萬頃，比靈斯慶五年（1571）增加了200多萬頃。
 
與此同時，大力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使明朝的田賦收入大為增加。
 
此後，張居正又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針對當時土地兼併嚴重，戶丁與田額多不相符的情況，把編征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將差役、雜役統統按田畝折成銀錢交付。
 
這樣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讓流通市場得到迅猛發展。
 
山西的錢莊出現了，當時，全世界流通的白銀大約七千萬兩，近五分之二在中國流通。
 
中國的金融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明朝中期，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惡化，不少知識份子為時艱所憂，紛紛探求救國之道。
 
各地由私人組織的書院蓬勃地發展起來。不過，和官學不同的是，陽明心學代替了程朱理學成為書院的主流思想。
 
張居正“特惡之”，詔毀天下書院，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這也是歷史上對他批評最多的地方。
 
不過，“萬曆新政”實行不過十年，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原來窮得連官員俸銀都發不出的國庫盈實了，皇帝掃掃箱角就可以每月辦一次大型燈會；邊防在張居正重用的李成梁和戚繼光等將領的整頓下得以鞏固，不斷有外族前來通好；百姓的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一時四海升平，百業興旺。
 
位高權重，風光無限
 
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好轉，張居正位高權重，一時風光無限。
 
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
 
最誇張的，是他乘坐的轎子。
 
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
 
這轎子一共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叫“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
 
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1852）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其祈禱。
 
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壇，長跪不起。
 
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其排場之大，連後來萬曆皇帝病重時也無法企及。
 
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因患直腸癌病逝。
 
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他生前所有的封號都被取消，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終，因為改革勢必要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難免遭致他們的反對。
 
張居正在政治上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鐵腕宰相，卻獨獨沒有給自己留後路。
 
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
 
正是這種擔當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
 
張居正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做到了。
 
有人說張居正腐敗，事實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
 
他對下人管教也非常嚴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個人的錢，張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斷了。
 
而他的政治導師徐階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
 
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
 
他把屬於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後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
 
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為他喊冤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
 
他們為了曾經的政敵，奔走呼號，鳴冤昭雪，豈料改革的盛景已時不再來。
 
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它嘲諷的不是張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斷送改革的體制，世態炎涼的人心！
 
鏈結：電視劇與史實的出入
 
1／高拱與張居正並非水火不容
 
在劇中，高拱行為的中心就是打擊張居正的勢力，他發誓一定要把張居正趕出內閣，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這與史實是不相符的。
 
事實上高拱並未成心排擠張居正出內閣，張居正與他政見多同，兩人合力配合在強軍安邊、俺答封貢、發展商業等方面都有所建樹。
 
2／隆慶帝從不崇道煉丹
 
明代皇帝確實喜煉丹藥，尤以嘉靖皇帝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還進獻丹藥。
 
有此前車之鑒，其子隆慶皇帝雖好遊樂，愛女人，疏于朝政，卻並不崇道，直至駕崩，也無召延道士煉丹治病之事。
 
3／“京察”怎能不懲庸官貪墨？
 
劇中演到“京察”一段時，既沒有表現張居正集中處置高拱一派的官員，也不提清除、降調那些不稱職的庸官貪墨，而用心表現高拱及其黨羽的破壞活動，以及張居正對高拱及其親信何等的寬宏大量，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
 
如果“京察”真是這等察法，那張居正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
 
如此為了凸顯張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卻反倒將他描繪成庸人了。
 
引用：<A href="http://book.qq.com/a/20100510/000001.htm">http://book.qq.com/a/20100510/000001.h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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